引言
在OECD重新展开行动的同时，一些与发展议题相关的组织也开始看出发展与租税天堂之间的关联性。甚具影响力的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International）自二〇〇五年起改变它的贪腐调查重心，该组织认识到租税天堂在贪腐事情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一个矛盾、不一致的事实：许多在“贪腐印象指数”中获得非常高分的国家，其实是被用以藏匿来自发展中国家资金的租税天堂。
另一个非政府组织基督教援助会（ChristianAid）在二〇〇八年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外逃和税损，每年导致三十五万孩童无法活命，其中有二十五万是婴儿。挪威政府成立一个专门小组，检视这些问题，并在二〇〇八年十一月于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联合国会议上讨论为发展提供资金的创新方式。在准备过程中，挪威征求行动组织的观点，并委托租税正义联盟制作一份报告，这份报告中特别陈述了由于滥用租税天堂导致的税收损失。
《多哈宣言》（DohaDeclaration）中提及所有议题，包括逃税、洗钱和会脑，但并未点名甚至也未提及租税天堂，只是由务离支持各功国际，但行本《多哈宣言》看起来相当温和，但在刚迈人二十一世纪时，就连如此温和的多边宜言也是难以奢望想象的事。虽然此宣言中一些打击租税天堂的方案，可能未获得什么进展，但在世人对租税天堂活动有更多了解的前提下，情况已经有了明显改变，国际对于租税天堂活动导致的国家税收损失和资产掌控等情形，气愤氛围也渐高涨。
欧洲议会的国际金融外交手腕
对于租税天堂发出的“干预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指控，欧洲议会做出了圆滑、高明手腕的反制：为避免卷入关于税赋程度的混乱争论，欧盟把矛头瞄向非居住者的优惠待遇，各国仍然可以自行选择税赋程度，但税率必须一体适用，包括它们本身的居民。爱尔兰的回应是对所有爱尔兰的公司一律课征12.5%所得税税率，塞浦路斯也一样。泽西岛和马恩岛一开始试图实行较狡猾的政策，它们把公司税降低为零，但同时又推出当地企业“自愿捐”（10%）的制度，这种做法不太可能成功。
欧盟很清楚只是把资金从欧洲租税天堂转移至其他地区租税天堂的危险性，因此欧洲的金融外交手腕，锁定的是非欧洲租税天堂。开曼群岛和蒙特塞拉特在二〇〇六年初基本上同意进行信息交换，英属维尔京群岛和英属特克斯及凯科斯群岛同意实施存款所得预扣税。
欧洲议会承认，在欧盟推出其规范准则后，一些欧洲的境外资本已经逃往亚洲。此认知促使欧盟扩大其方案的涵盖地区范围，并寻求和香港、新加坡、澳门、日本、加拿大、巴林、迪拜及巴哈马进行谈判。自二〇〇七年三月起已有明显迹象显示，欧洲议会已经锁定几个漏洞，正致力于谋求防堵这些漏洞的最佳办法。二〇〇八年初的列支敦士登事件，强化了法国与德国寻求扩大“欧盟储蓄税赋规范”适用范围的决心。
展望未来，继其他欧盟规范达成成效后，欧盟将必须劝服租税天堂从“欧盟储蓄税賦规胞”，对抗租税天堂的行动还有一段漫长观率房要走，不过，我们应该肯定欧盟已经踏出了建设性的几步，并且似乎还想继续向前迈进。
另一种可能的未来：阿根廷当局的反应
一个重要但被广泛忽视的发展出现在阿根廷，这是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局的反应。在二〇〇一年阿根廷金融危机期间，几家境外空责公司被怀疑在非常恶劣的拉丁美洲版本的“迁回投资”中充当国内投机者的前哨。事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当局采取大动作，禁止来自设籍租税天堂的空壳公司的所有投资，新管制在二〇〇三年发布，自二〇〇五年起生效。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司法检察长办公室（OfficeofInspectorGeneralofJustice，IGJ）规定：“每一个设在低或无税赋国家或地区的公司，必须证明它们在当地从事实质经济活动（类似于它们想在阿根廷从事的经济活动），否则就必须转变为阿根廷籍的公司。”此外，每一家像乌拉圭境外公司（UruguaySAFIs）这样的股份有限公司必须提供股东，最终所有权人及持股数的详细资料，才能从IGJ取得经营证照。
这些新管制的发展缓慢，成效也不明确，不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局实行的方法，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模范，它是以打击滥用“权宜船籍制”的方法为基础。在“权宜船籍制”方面，主赛工业国家要求想停靠其港口的权宜国籍船必须接受安全性检查及劳测范、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提高对全世界船只的规范标准。若把铜的方法应用于打击租税天堂，公司仍然可以在租税天堂或境外中心设立机构，但它们若想在境内进行交易或投资，就必须把它们的账册摊开来，这么一来，滥用情形就会明显减少。
展望未来
这一切改变可能把我们带向怎样的未来？任何想对此做出预测者，必须先认清一个事实：在租税天堂的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变的因素是它的不可预料性。英国国会财政特别委员会（TreasurySelectCommitee）在二〇〇八年宣布将调查租税天堂活动，但主要聚焦于透明性的问题。这已经变成一个共同主题，就连一些租税天堂也承认此问题，同意遵从“欧盟储蓄税赋规范”和其他信息交换协议。但在在本书撰写完成之际，泽西岛宣布计划斥资十万英镑宣传它的银行保密服务。尽管如此，我们认为，未来可能出现三项发展。
第一，伴随次贷危机的持续发展，我们将看到企业承受提高透明度与当责的庞大压力，但我们预期，这不会促成多少成效。证券化、金融衍生性产品和境外金融中心，这三者构成国际资本流动的百慕大三角洲，金融中介机构的获利至少有部分来自它们维持不透明性的作为，要求它们变得更加透明，是不切实际的奢望。
第二，在列支敦士登事件的余波中，我们将看到租税天堂与境外中心承受愈来愈大的交换信息压力，“欧盟储蓄税赋规范”过渡安排的终止日为二〇一三年底，随着此截止日期的迫近，此压力更加增大。过了这个期限，所有同意实施此规范的国家将必须预扣35%的存款所得税，或是充分交换在其境内的所有利息所得相关信息。如此高的预扣税率，对谁都不具有吸引力，唯独少数不想让境外资本源头曝光的逃税者仍然愿意接受，因此充分披露信息的压力将会增大。欧盟很可能会把这项规定延伸推及其他所得来源，我们认为这将会发生，若此规定真的延伸推及私人公司和信托，许多租税天堂的活动将不再具有吸引力，所有设在欧洲，以及在英国与荷兰保护的地区营运的境外机构可能都将停止运作，这么一来，租税天堂的版图将明显改变。
第三，资金将流向不受欧盟以及奥巴马掌政下的美国管制的少数主权国家，奥巴马在担任参议员时，和另两位参议员李文及柯尔曼联署提出《防止滥用租税天堂法案》。
当然，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发展的未来展望，不过迹象已经显示，大多数的租税天堂已无法掌控自己的未来，套用评论家尼克·马蒂尔森（NickMathiason）所言：
瑞士银行体制的未来将取决于美国总统大选吗？是的，肯定是。
租税天堂不仅是避税与逃税的管道，也是财经世界的一部分，是组织、国家或个人管理资金的运作。个别来看，租税天堂可能显得渺小而无足轻重，但所有租税天堂结合起来，它们便在世界经济中扮演一个核心角色，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neoliberalglobalization）的重要支柱之一。
我们把租税天堂定义为，刻意立法以通融非居住者进行交易的国家或地区，这些交易的目的是逃避税赋及管制，租税天堂提供有法律撑腰的保密面纱，令人难以辨识真正的受益人。我们在整本书中强调“刻意性”（intentionality）:扮演租税天堂的国家刻意制定法律与政策，为非居住者提供低税赋、管制极其宽松的保密空间。租税天堂的建构，得力于庞大、非常有利可图、受尊崇的会计师、律师、银行业者和税务专家等专业人士的献策与支持。
当然，大多数国家皆针对特定产业与部门，提供各式各样的租税诱因，学术界和政策界称这类诱因方案为“租税优惠制度”。通常，“租税优惠制度”对居民或非居住者一律适用；反观租税天堂则是刻意针对非居住者市场，很讽刺地，一些租税天堂（例如泽西岛和列支敦士登）特别严禁它们自己的居民使用其他租税天堂逃避税赋。
我们认为，租税天堂不断演进，发展新类别的立法、新实体甚至新产业，部分是为了应付OECD国家管制规范的增严，部分则是适应因特网和全球网络带来的新机会。
为解释梦的奇怪逻辑，弗洛伊德引用一个古老的“破茶壶”笑话：一个人被邻居指责把出借给他的茶壶弄坏了，他起先辩称：“我归还的时候，茶壶没有坏”，接着又说：“借来茶壶时，本来就已经坏了”，最后则说：“我从未向你借过茶壶”。多年来，租税天堂一贯地使用这种矛盾的逻辑为自己辩护：
1.它们不是租税天堂；
2.别人使用它们作为租税天堂，错不在它们；
3.它们尽所能地和其他国家合作，以消除滥用它们的情形；
4.它们是管制严格的经济体。
我们提出证据说明许多国家或地区确实是租税天堂，尽管租税天堂现象起源于复杂，有时是偶然的情况，但历经时日，所有租税天堂都变成刻意政策决定下的产物。此外，我们也说明它们非常不愿意合作，总是一再拖延，最终只是因为持续升高的压力而做出一些改变。当它们做出改变时，往往制定新法与新政策以取代它们同意改变的法律，这些新法与新政策可以达成于先前相同的效果。
针对一九九〇年代后期展开的多边打击行动，它们提出了新版本的“破茶壶”理论：
1.租税天堂是管制严格、受敬重的国家，能够维持有效率的政府和低税赋；
2.它们遭到来自OECD国家的新帝国主义；
3.所有国家都是租税天堂。
这些最新的理论中有一些是事实，但是，巧言论辩无法改变一些基本事实。虽然现有的资料仍然粗略、不精确，但无可否认的结论是，租税天堂并非无足轻重的现象，而是现代全球化经济中的一个核心成分。巧言论辩无法帮助在严重经济危机中大举借钱以维持经济的国家收复它们损失的庞大税收。此外，长袖善舞的政治活动无助于管制一个已经濒临灾难边缘的金融体制；伪装的无邪无法阻止多国籍企业、犯罪组织和贪腐政权把庞大的资金输往设在瑞士、伦敦和开曼群岛的账户。
对租税天堂的政策必须改变，而且，如同欧盟所采取的足智多谋的行动，对租税天堂的政策确实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关于租税天堂的争论，集中于三个核心议题：避税与逃税；管制，尤其是金融管制和谨慎监督；犯罪，包括洗钱、毒品买卖等非法交易、侵吞公款。若不以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为背景，就无法正确了解这些问题，尤其无法了解任何政策回应。租税天堂议题引发有关较小国家的独立主权问题，也引发更广层面的主权性质问题，尤其是在什么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权利侵犯或被视为侵犯到其他国家的主权。租税天堂议题也引发有关市场效率与国家管制的思想与实务问题，以及在一个愈来愈整合的世界经济中的权力与财富问题。
若要彻底改变对租税天堂的政策（我们认为，这种改变正在发生中），就必须先出现国际秩序基本性质的更深层改变，从所谓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改变为“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post-neoliberalglobalization，在此过程刚兴起的此时，我们只能暂且使用此名称）。
列支敦士登效应：改变的理由
二〇〇八年及二〇〇九年对全世界的租税天堂而言是非常特别的两年。长久以来，美国和欧盟不愿意在对抗租税天堂的战役中合作，但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或多或少保证这个主题将继续留在美国的议程上。《金融时报》（FinancialTimes）在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引述OECD税务政策与税务行政中心主任杰弗瑞·欧文斯（他也是OECD负责推动打击租税天堂行动的主管）的话：“租税天堂议题的政治氛围在过去三个月出现显著改变”，显而易见我们的结论并非纯属猜测。
在过去十年，租税天堂不断遭到抨击，现在，我们对它们有了更多的了解，尽管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了解的东西。我们认为改变正在发生中，二〇〇八年发生的两项发展为此结论提供了根据。
第一项发展是列支敦士登事件，列支敦士登银行（其东家是列支敦士登公国王室）的一名前员工从该银行偷取一张计算机磁盘，里头有四千多位银行客户的信息，这些客户认为他们可以信赖列支敦士登的银行保密法来避免曝光。据报，这名前员工以超过四百万欧元的价格，把这张磁盘卖给德国税务当局，并且后者把磁盘里头的信息提供给世界各地的其他国家或地区。此事件为所有租税天堂引发一场它们某种程度上负有共同责任的危机。
列支敦士登事件证明了许多人视为租税天堂的关键特色：保密。美国三位参议员提议的《防止滥用租税天堂法案》中使用“保密国家或地区”这个名称称呼这些地方的次数不亚于“租税天堂”，不是没有道理的。倡导反租税天堂的行动组织（例如租税正义联盟）也使用此名称，它们的理由是；低税赋并不是唯一的诱因，保密才是关键诱因，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若没有保密的护伞，就无法使租税天堂的使用者享有税赋上的好处。
列支敦士登之所以能成为租税天堂中的佼佼者，正是因为它提供了保密性。绝对的银行保密是拒绝签署信息交换协议，拒绝就租税天堂议题和OECD合作，甚至不表达将来会这么做的意图，这一切全都是基于一个信念：像列支敦士登这样的小国，银行业务保密是其唯一卖点，也是其金融产业的基础。列支敦士登从未想象过有人会违反它的保密规范。
研究这些隐秘地点的人，早就清楚这点，不过这次不一样，这次事件呈现清楚、明确的证据，显示那些保密的国家或地区创造了人为条件，从经济角度而言，或可称之为“人为生产要素”（artificialfacborofprodaction）。它们刻意创造的各种结构只适用于或主要适用于非居住者，为的是破坏使用这些结构的受益人居住的国家实施的管制，而且，之所以能够达此目的，是因为租税天堂提供了有法律撑腰的保密，致使其他管制遭到破坏的国家无法核查实情或谁在做这些事。
列支敦士登提供的保密服务或许非常极端，但它和其他租税天堂只有程度上的差别，基本的运作及原理并无二致。固然，一些租税天堂（例如马恩岛）在二〇〇八年时和主要交易伙伴（例如美国和北欧国家）签署了OECD发起的《税务信息交换协议》，但是，美国和泽西岛在二〇〇二年签署的信息交换是最早签署的这类协议之一，截至二〇〇八年，仅仅动用过四次。这个事实的含义很显然：许多租税天堂辩称自己很透明，已经签署了一切必要的资讯交换协议，管制也很严格，但外界并不这样认为，证据也并不显示它们有良好意图。
欧洲议会就抱持这种观点，“欧盟储蓄税赋规范”的经验使欧盟及外界有充分理由怀疑租税天堂的这些说辞。欧洲议会在二〇〇八年十一月提出修订版本的“欧盟储蓄税赋规范”时指出：“欧洲议会在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十三日采纳修订版本的“欧盟储蓄税赋规范”，为的是防堵现有漏洞，改进防止逃税的工作。”这番话等于承认，欧盟为了防止逃税而制定的明确规范并未获得显著成效，这其中有相当大的原因是欧盟区内与欧盟区外的租税天堂的作为。
例如，开曼群岛和卢森堡为投资人提供规避“欧盟储蓄税赋规范”义务的机会：被视为可转让证券集体投资事业（UndertakingsforCollectiveInvestmentinTransferableSecurities，简称UCITS）而受到“欧盟储蓄税赋规范”约東的法人实体，可以到开曼群岛或卢森堡注册为非UCITS法人实体，而不受到前述规范的约束；这种掩饰安排直到最近才被发现。
有传言指出，瑞士的私人银行大量收购巴拿马的法人实体好让它们的客户能通过这些法人实体规避只适用于个人的“欧盟储蓄税赋规范”，伪装成法人的个人就可以不受“欧盟储蓄税赋规范”的约束。瑞银集团和瑞信银行这两家瑞士最大的银行已经在新加坡设立私人银行业务人才训练机构，想必它们预期这类业务将从欧洲移往亚洲，有传言指出，英国皇家属地和海外领土的信托制度也正在做相同的事。没有一个租税天堂表现出在“欧盟储蓄税赋规范”约束下自动进行信息交换的任何意愿，这只能说，它们就是想保护它们的金融服务产业和逃税客户，除此之外，难以有其他解释。“欧盟储蓄税赋规范”的支柱之一就是信息交换和透明度，但租税天堂明显不愿意确实提供这些方面的合作。
不过，一些评论者聚焦于非租税天堂本身创造的境外结构，为租税天堂提供了一项新的辩护武器。当焦点投在租税天堂本身的司法管辖权时，租税天堂便有了情感与主权作为后盾，例如，它们结合这两者抨击OECD于一九九八年提出的方案，获得强而有力的效果。它们主张它们有权制定自己的税制而不受到干预，在当时，各国政府奉行“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Consensus）下的低税赋政策，外界无力反驳租税天堂的这项主张。
结论
保密就是全然不同的一码事了。如今，保密被视为租税天堂用以伤害其他国家主权的一种武器，长久以来庇护租税天堂的主权论，如今反而已变成犹如“阿喀琉斯之踵”般的致命弱点。在欧盟的领头下，对抗租税天堂的行动如今不再挑战租税天堂自行制定税率的主权，但它们坚持其他国家也有权制定自己的税率。租税天堂的不透明性阻碍了其他国家行使它们决定税率的主权，因为租税天堂破坏了其他国家的税务相关法规。这种主权论的逆转，有可能成为租税天堂国际政治的一个引爆点，截至目前为止，不论是租税天堂或它们的拥护者，都未能对此提出有力的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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