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金融危机后，美国记者、社会学家及经济学家撰写了大量批判美国的书籍。他们揭露美国的社会问题、贫富差距、资本家的纸醉金迷及“乡下人的悲歌”。
这场因金融危机触发的社会危机，拖而不决，最终在特朗普时代爆发。如今，白宫、国会大权更替，矛盾难以调和，斗争已然白热化。
如何理解这场社会危机？
从历史的纵深来看：18世纪是民主革命的斗争，19世纪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20世纪是国家之间的斗争（两次世界大战及民族国家独立运动），21世纪是反建制派势力的斗争。
这场斗争本质上是21世纪反建制派势力的超级斗争。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斗争”并不是指暴力、战争或者身份对立，而是利益冲突；同时，也不支持美国这个宪政民主国家的暴力冲突。
历史上，每一轮斗争，都是推翻不公平的旧秩序。民主革命终结了封建制度和独裁统治。欧美政治改革及福利政策缓解了对工人及底层民众的不公平待遇。二战后的国际秩序、经济全球化及核平衡基本解除了国家之间的冲突。
苏联垮台后，大国之间的战争冲突基本消除，主要矛盾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美国，从老布什时代算起，美国两党建制派握手言和、谈笑风生、默契非凡，共同统治了美国三权加美联储26年。这是美国建制派专政时代。在全球，以民主党克林顿家族、共和党布什家族为核心的全球建制派，借助全球化势力（跨国公司、金融及科技巨头）及信用货币，制造了新的不公平的全球化秩序。他们一边以全球化之名确立牌坊，另一边制造国家矛盾噪音以混淆视听、加以掩饰。
这场斗争就是对糟糕的全球化旧秩序的反抗。我们看，如今这场斗争的两方：
一边是复杂的反特朗普势力，他们主要是两党建制派、跨国公司、金融巨头、科技巨头、传统媒体及三大社交媒体势力、城市精英、黑人及部分少数裔、最底层民众、新移民者及非法移民、凯恩斯主义者、高校知识分子。
另一边是特朗普七千多万支持者，他们主要是美国白人、基督徒、中产阶级、本土企业主、城市商业经营者及本土制造业工人。
这两股庞杂力量的背后都有着清晰的底色：
反特朗普势力是全球化旧秩序的缔造者和受益者，可统称为“全球建制派势力”。他们中最核心的力量是金融、科技跨国巨头。近名美国商界领袖发表联名信要求国会确认拜登当选。这些商业领袖包括贝莱德、黑石、德勤、KPMG、联合航空、万事达卡、辉瑞、高盛、微软等企业首席执行官。他们的真实身份不是美国的商界领袖，而是国际巨头。他们中还包括欧洲及海外市场的建制派，如德国的默克尔、法国的马克龙。
特朗普的支持者是这一不公平秩序的受害者，被称为“特朗普主义者”。他们中还包括海外市场的本土群体，只是大多数本土群体都未能清晰地意识到这种不公。
要揭露21世纪全球建制派势力并不容易。他们看起来非常成功、高贵、优雅、励志、正统，且富有涵养及令人羡慕；他们的事业看起来是全球先进技术、契约精神、自由市场及经济全球化的代表作。他们的行为看起来合理合法，合乎逻辑与道德。
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你很难找到可靠的证据证明建制派和华尔街如何勾结。他们是利用“合理规则”来构建不公平的优势。他们非常“巧妙”地利用了两大宪政漏洞：全球化秩序和信用货币及央行制度。当然，这两大漏洞也是他们设计的。
我们先看全球化秩序。这轮全球化秩序是全球建制派主导的，包括国际贸易秩序、金融秩序、人口迁移制度等等。因为全球化秩序超出了国家的宪政范畴，加上信息不对称和刻意制造的噪音，他们可以“合法地”制造不公平的全球化制度。
我所说的不公平，并不是国与国之间不公平，而是阶级不公平，即全球建制派势力与本土企业、工人、消费者、中产阶级及民众之间的不公平。所以，这是本土势力与国际规则制定者（不是真正的全球化势力）之间的斗争。
这种不公平主要有三点：
一是建制派利用国家制度限制人口流动，却帮助资本在海外市场建立行政垄断格局。
很多人误以为，本地工人和消费者的悲剧是全球化竞争的结果，是大势所趋。其实恰恰相反，这些悲剧是反全球化、反自由市场的结果。理解这一点，只需要掌握一个理论，那就是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也就是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理论。如果资本、人口、技术等要素是全球自由流通的，那么各国的要素价格会趋于均等化。虽然不可能价格完全一致，但也不可能维持长久的巨大差距。
现在的问题是，资本可以全球流通，但人口却被国家制度限制。例如，海外市场的汽车工人不能到美国就业，美国失业的汽车工人不能到海外就业。这就人为创造了投资洼地。理论上，国际投资大举进入，海外市场的工人工资也会上涨。
但是，汽车巨头、建制派与海外势力建立了行政垄断格局，其它资本无法进入。这样美国汽车整体搬迁到海外市场，本土企业和工人遭受致命打击。而海外市场的劳动者却持续低工资、低收入，消费者购买价高质次的汽车，本土企业难以成长。
他们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但并不维护世界贸易的公平性。关税保护、财政补贴、土地优惠、信贷优惠、金融准入门槛、资本流通限制、互联网限制、人口要素流动限制等等，这些不公平的规则为跨国公司、科技巨头、金融巨头创造了极佳的垄断环境。很多人误以为，这些贸易及准入壁垒引发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公平，其实最大的不公平是全球范围内的阶级不公平。建制派和跨国公司坐拥垄断暴利，本土民众深受其害。
二是建制派长期维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巨大差额，引发输入性资产价格膨胀，助推跨国公司、金融、富人的资产暴涨，削弱本土企业、工人及中产阶级的财富。
国际市场的长期垄断格局，导致巨额的贸易逆差或顺差，引发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严重失衡，扭曲了全球经济，也扭曲了本土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
海外市场在垄断的保护下长期贸易顺差，巨额外汇占款发行海量的货币，引发国内资产主要是房地产价格暴涨。海外市场的外汇通过购买美国的金融资产，推高美国的金融资产价格。这相当于膨胀了富人的财富，掠夺了中产的财富，同时还酝酿了巨大金融风险。
三是建制派用高福利、低通胀收买底层民众的选票，高福利、低通胀引发的税收、资产价格及债务风险转嫁给本土中产阶级，却任由跨国公司、富人在全球范围内合法避税。
高福利、低通胀是安抚穷人的良药。建制派聪明地利用了这两点收买底层民众的选票，却让本土企业及中产来买单。本土企业的所得税跑不了，工人的工薪税跑不了，建制派却降低资本利得税，跨国巨头在海外享受“避税天堂”。
“美国对跨国企业征收的实际税率大幅下降，到年仅为官方最高税率的一半多一点。谷歌和苹果假称巨额利润来源于部分在爱尔兰的员工，这些利润仅以0.%的税率征税。”跨国公司在巴拿马、维尔京群岛避税，为什么在这些公司上班的工人不能享受避税政策？
你可以看出，这是建制派组合拳的一部分。建制派让跨国公司在海外享受垄断暴利，让本国底层民众享受高福利，然后由本土中产买单。上下得力，中产被掏空。如果说19世纪是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那么21世纪就是世界中产阶级的斗争。
这里深层次的原因是国家制度和全球化之间的矛盾。全球化的过程是国家主权不断对外让渡的过程，是国家制度不断弱化的过程。但是，建制派掌握了国家权力，不愿意看到经济全球化削弱手中的权力，他们建立了反自由、反全球化的秩序来巩固自己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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