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建飞
来源=《世界民族》
世界上现存的语言约有种。就欧洲而言,目前那里大约有60余种语言。有的欧洲语言学家慨叹，就语言资源的丰富性来说，欧洲徒为世界文明的源头之一。民族语言与政治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始终以规范和革新自居，民族语言获益，而少数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的命运却不断地遭到排斥。“没有一个大陆像欧洲这样,历史上遭受过这么多词汇学家和语法学家的干涉。(语言的)多样性被削弱就是其后果。”
近代以前，拉丁语在欧洲具有绝对的优势。近代早期，即君主制时期，君主的语言成为国家语言。从19世纪开始进入典型的“语言政治化”时代，语言与民族、民族主义的关系尤为密切，“民族语言”被纳入“民族”的符号结构之中，民族政治的要求成为“筛选”和“净化”民族国家语言最为适用的标准。在近代以来的欧洲历史中，语言一直处于发音、书写的知识训练与作为文化控制的权力技术之间的交叉点上，公共领域中的语言使用被一套相应的观念、制度、体制组成的运行模式所支持。语言研究不仅属于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领域，语言问题又是一个政治问题。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在给“语言”下定义时意在排除一切同语言组织、语言系统无关的因素,包括民族、种族、文化、政治、学校和教会制度等语言的外部因素，但他也留下了教诲:“外部语言学所研究的确是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
中世纪初期，拉丁语与其他语言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在中世纪盛期的欧洲各地，很多普通人可以用拉丁语进行交流；“汉萨同盟”地区的人们习惯用低地德语；属于日耳曼语族的“斯堪的纳维亚语言”这一统称比区分为丹麦语、瑞典语、冰岛语和挪威语显得更为恰当，足见当时欧洲语言之间界限的模糊。在近代早期,虽然地方文学的兴起、印刷技术的发展、宗教改革等因素对语言的标准化有所促动，但语言的界限如同欧洲国家之间的边界一样,尚处于变动之中。19-20世纪,民族国家的权力机构试图以政治疆域确定语言界限，民族语言的推广引起少数语言群体的抵制和反抗。
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各种语言相互影响，拉丁语与地方方言之间、各种地方方言之间、地方方言与标准语言之问相互渗透，构成了欧洲语言的动态景观。将语言置于当时的文化、社会、政治环境中，才能比较全面地认识欧洲语言的发展与演变。在欧洲的语言史中一直存在两种对立的倾向——“离散”与“统一”：当新教教会自罗马天主教教会分离出去时，凭借世俗权力的支持，并且得益于印刷术的发展，地方语言兴起，较之统一的拉丁语而言，语言格局表现出了明显的离散趋向；印刷术同时又推动了地方语言的标准化，之后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等国家的对外扩张期间，语言格局又出现了统一的倾向。欧洲语言的地理边界一度处于变动之中。欧洲的语言史不是无分歧的单一线索，更不是一个进步的故事，若为它概括出一个主题,即是“向心力与离心力、趋同与散化、同化与抵制、纪律与自由、统一性与多样性之间不断的冲突”。本文中所用的语言“普世主义”、“王朝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权威模式，并无将欧洲语言史简化处理之意。采用这种看似线形的叙事逻辑,仅仅是为了突出不同时期语言政治的主题和首要特征，但并不否认反向因素的存在与作用。也恰恰是因为后者对前者的种种挑战，才构成了其发生和形成的过程。
语言的“普世主义”
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地，有着相近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社会组织、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各地的整体发展水平相当,国家、民族、语言之间的区分并不明显。自公元前3世纪起，拉丁语随着罗马军队、官吏和商人的足迹，逐渐传播到了整个帝国。公元年，基督教被罗马帝国确立为国教，随后希腊文本《圣经》被译成拉丁文本，教会自此便掌握了文化教育权，使拉丁语传播得更为深广。自公元前l世纪至公元14世纪，被语言学家称为“古典拉丁语(黄金拉丁语风)”时期。近代欧洲的民族国家依据拉丁字母创造了本民族的文字。发现新大陆、新航线以后，欧洲殖民者将拉丁文字传播到拉美、亚、非各殖民地,在那里拉丁文字凌驾于当地语之上，成为外来的官方文字。正如周有光先生所言:“拉丁字母的传播像是水中波圈的扩散,一圈大于一圈。”在16世纪以前的欧洲，拉丁语地位稳固，并且与地方语言之间相互渗透。
在欧洲中世纪的语言景观中，拉丁语因其享有国家权力、教会权力和文化权力而处于特殊的优势地位。这里的“拉丁语”应作广义的理解，从西塞罗典雅、庄重的古体拉丁语到中世纪末期公证员搀合进地方语言的“粗拉丁语”，从中世纪以后很少变动的教会拉丁语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使用的新体拉丁语，从简单的宗教仪式语言到最复杂的圣伯纳德的散文再到惯用讽刺、闲聊和俚语的伊拉斯谟的拉丁文著作，其中包含众多拉丁语的变体,并非整齐划一的统一体。
拉丁语是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在西罗马帝国覆灭后，神圣罗马帝国一直想借用“罗马”的称号还魂。尽管从13世纪开始神圣罗马帝国因实力下降不再干涉意大利事务，在年又比较有“自知之明”地在名称前加上了“德意志”三个字，但是拉丁语一度被确定为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后的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的官方语言与外交语言。直到年，拉丁语才被德语所取代。
同采用希腊语的东正教、采用阿拉伯语的伊斯兰教一样，采用拉丁语的天主教会的“宗教教义是施加文化一政治影响和进行统治的最重要的工具;正因为如此，所以一些最有影响的宗教，正如和它们有联系的文字体系一样，在封建时代就有了国际性质”。自4-9世纪，传教士高举《圣经》从罗马出发北上，天主教会开始在欧洲遍地开花。拉丁语成为礼仪语言，用于弥撒、洗礼、婚礼、葬礼等宗教仪式和修道院的日常祈祷。在教士团体的有意推崇和信徒的宗教热情的影响之下，拉丁语被奉为“神圣”语言（sacredlanguage），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自16世纪初起，拉丁语的地位遭到新教所倡导的地方语言的挑战，但是年9月5日脱利腾大公会议再度肯定了拉丁语在天主教会中的主导地位。这种地位一直维系到年3月7日。
用拉丁语写作的人组成了西方世界的“文人共同体”和“知识共和国”。在这个“共和国”里，也存在人格等级，颇似罗马法中的“人格减等”：学者是人格完全的一等公民，二等公民是上拉丁文法学校的学生，目不识丁的人自然就是三等公民。无论是口头讨论，还是书信往来、著书立说，学者们都使用拉丁语。“文人共同体”的晚期代表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人文主义者——一群想以知识的傲慢取代贵族出身的傲慢的人。斯?茨威格称:“他们认为只有能熟练地运用拉丁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权判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这个“才智者骑士团”的标志是“书而不是十字架”。一直到近代早期拉丁语书籍的出版数量都占绝对优势。17世纪下半叶，在每年一度的法兰克福交易会上出售的书籍多数是用拉丁文写作的：年用拉丁语写作的书籍占出版书籍总量的67%，年则锐减到38%。
自年波伦亚大学设立时起，以拉丁语为学术语言的大学便开始形成一个网络，一批批新成立的大学使这个网络不断扩大：迪林根、都柏林、日内瓦、耶拿、科尼斯堡、莱顿、维尔纽斯等大学于16世纪设立，阿尔博、阿尔特多夫、卡利亚里、吉森、隆德、利沃夫、乌得勒支等大学于17世纪设立，波恩、布雷斯劳、第戎、哥廷根、莫斯科、波城、雷恩、圣彼得堡和斯图加特等大学于18世纪设立。从都柏林大学到科尼斯堡大学，再到圣彼得堡大学和莫斯科大学，作为教学语言、书写与交谈语言的拉丁语逐渐东传。各地的大学组成了一个“泛欧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学生与教师可以自由流动，这种行为被称为“学术移民”。获得硕士学位的人即可获得任教资格，这又反馈性地增加了拉丁语作为学术通用语言的机会。18世纪设立的一批科学院也加入到推广拉丁语的队伍，普鲁士的柏林科学院设立时采用拉丁语作为学术语言，圣彼得堡科学院亦是使用拉丁语出版学报。
语言的“王朝主义”
“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欧洲的文化、政治和宗教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中世纪的传统已经奄奄一息，虽然还没有死亡。”这一时期有多种因素促成地方语言的发展，包括宗教改革中诞生的新教诸教派，诗人、学者掀起的各项地方文学运动，地方世俗政权的兴起等，都对地方语言地位的确立有所促动。在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之下，16-18世纪兴起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成为核心因素，新教教会与地方文学运动最后都归于新兴世俗政权的保护之下。不同于19-20世纪官方有意识的、大规模的、渗透性的“语言政治化”时代，16-18世纪欧洲的一些地方语言借助于君主的政治力量而获得了明显的优势，语言与政治的联系亦不可否认。
地方文学运动、新教语言及语言研究的政治归宿
中世纪后期，传统文学的重要性题材，如“人与上帝”、“天堂与地狱”、“人的善与恶”，仍受读者喜欢。但是地方语言文学的兴起更为引人瞩目：爱尔兰与威尔士的吟行诗人仍受到当地民众的尊重，他们为自己的写作技巧和社会地位而骄傲；同其他地方一样，在布列塔尼与受它影响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民歌、民谣、英雄叙事诗等大众文学广为流行；自14世纪起，以往盛行于德意志的缠绵悱恻的抒情诗为格律严谨、意境高深的工匠诗所取代；马基亚维利、拉伯雷、塞万提斯的地方语言作品妙趣横生。较之中世纪用拉丁语写作的僧侣，此时的世俗文人与知识分子更容易把用地方语言写作当成一种谋生的手段，他们也唯有在王侯的宫廷或地方贵族的府邸才容易获得庇护和报酬。发展程度较高的地方语言文学便逐渐形成“国家文学”。“文学运动的兴起在时间上是与政治历史本身的发展一致的，而政治历史的发展则迫使作家和保护人同样注意作为一个独立的、容易辨识的单位的‘国家’的性质和要求。这个国家具有自己的利益并且不再仅仅是欧洲大家庭的一部分。”
宗教改革期间，拉丁语同天主教会一起成为宗教改革家和社会改革家的抨击对象。北欧、西欧的新教国家纷纷用地方语言翻译《圣经》，以取代通行于整个中世纪的《拉丁通行本圣经》（TheVulgateBible）。黑格尔称赞马丁路德用本地德语取代了用拉丁语传教布道的习惯，赢得了“用自己的语言思维和说话的权利”。路德翻译的完整的德语版《圣经》于年问世，这本通俗、生动的德语版本《圣经》，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成为新教国家再译《圣经》的样板。英国的宗教改革家廷德尔(WilliamTyndale,-年)的《圣经?新约》于年出版；瑞典国王古斯塔夫?瓦萨建议效仿路德版，采用通俗语言，于年完成《圣经》的翻译，这一版本被称为《古斯塔夫瓦萨?圣经》；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三世要求本国的翻译委员会以路德为榜样，丹麦语文本《圣经》于年出版。路德用德语翻译《圣经》之影响还波及到法国、芬兰、捷克、匈牙利、荷兰等地。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分裂为天主教派和新教教派，普世的教会拉丁语也为地方语言所取代。实施宗教改革的地区建立起了国家教会，新教教会成为隶属于新教国家的职能机构。之后，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不再服务于教会，而是更为经常地出入于王公贵族的府邸。“无论是新教国家或天主教国家，宗教在社会中的影响都在渐渐减少。随着‘教随国定’(Cuiusregio,illiusetreligio)原则的推行，各国王侯为加强自己的权力地位，都继续利用教会促进文化统一，或利用教会作为一个宣传渠道。由于民众还信仰宗教，王侯也藉此宣传君权神授，统治者都是由神派来的，是国家和民族的代表。”君主不仅获得了政治利益和政治权威,也兼得了文化认同。
近代初期，欧洲的语言格局发生的迅速变化，使得人们对语言有了更多的认识。拉丁语（Latin）、希伯来语（Hebrew）、希腊语（Greek）被“划归”给墨水和纸，其价值在于学术研究而非日常交流，它们被称为“死语（Deadlanguages）”。相对于拉丁语语言地位的衰落，对地方语言的礼赞则成为当时学者的一种写作潮流。早年游学于意大利多年的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安东尼奥-内夫里哈(AnarmoNebrija)回国后就对拉丁语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年，已经身为王室官员、负责历史编撰的内夫里哈把自己编写的《卡斯蒂利亚语语法》进献给伊莎贝尔女王。“语言将永远与帝国相伴随”这句名言，表达了内夫里哈对年统一的西班牙帝国的无限信心和期待。他认为，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都有过自己辉煌的时代，西班牙语的“辉煌时代”在当时已经到来。佛罗伦萨的“秕糠学会”(AccademiadellaCrusca)于年设立，“秕糠”出自《圣经》的借用语，以“秕子”和“糠皮”指代语言中的不良成分。相对于其他语言，以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的作品为代表的托斯卡纳语被认为像麦子一样纯洁，因而被奉为规范和纯化意大利语的典范。现代意大利语即以托斯卡纳语为基础,加以规范而形成的。“辉煌”、“纯洁”这些神学用语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新的政治、文化环境里走向了世俗的领域。
对希腊语的研究引起对方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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