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和死亡是人生无法避免的两件大事，世界上多数人都会认同富兰克林这句至理名言。作为遵循趋利避害自然法则的动物，人应该没有欢天喜地乐意交税的。即使连认同“凯撒的物归凯撒”的宗教，也在《圣经》里对罗马税吏嘴脸极尽嘲讽地描写一番，不难看出人民对税的天然抵触。因此从税收诞生那一刻起，避税行为与之相伴相生、无处不在。
如何避免缴税从古至今都是热门话题，有些避税行为很常见，例如全球无数跨国公司堆满了在地图上用放大镜才能找到的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又如多到挤破头的影视公司硬是把霍尔果斯变成了“霍莱坞”。
但某些避税行为就有点过于奇葩了。近代以前的欧洲，对于想不交税的人来说，最一劳永逸的方法是把自己变成征税人。虽说暴力抗税在任何时代都是犯罪行为，可若连执法机构也一并暴力解决就成另外一码事了，开征新税的国王被纳税群众征收了脑袋的事情屡见不鲜。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实是，宗教改革以来点燃惯常遭受宗教迫害的新教徒情绪的导火索往往不是宗教冲突而是征税，两大资本主义摇篮——荷兰和美国都是在抗税暴动中诞生的。高喊着“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抗税者通过暴动变成了新的征税人，他们重建执法机器并许以承诺，人民纷纷踊跃交钱，皆大欢喜，直到下一次革命到来。
革命自然是一项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但这么玩不仅成本过高，且并不能解决人民不想交钱的实际问题。和平状态下该交钱的还是得交，没有任何余地。以美国为例，美国人都想方设法躲着号称“石头都能榨出血”的美国国家税务局IRS，谁也不希望哪天看到手持重武器的税务稽查员破门而入，毕竟“FBI抓不了的人IRS抓，FBI办不了的案IRS办”绝不是句只能用来吓唬人的口号。虽然税还是得交，可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少交钱而发挥出的聪明才智是征税人绝对无法想象的。
第一个例子是拉美地区的屋顶。许多拉美国家针对房屋税收有个神奇的规定，未完工的建筑不按建筑征税。我一直想知道这个天才的点子到底是哪个开过光的脑袋想出来的，但查阅很多资料仍然无果。鉴于此类现象为多数拉美国家普遍存在，我只能推测是殖民时代某位西班牙总督的杰出成就延泽至今。不完工就不纳税，人民群众当然会选择永远不完工。拉美广大中小城镇和农村地区，都会在自家屋顶上加盖几层红砖并露出钢筋，以昭告天下本建筑未完工。即使是建筑需要备案登记的城区也没关系，六层楼的建筑只要登记盖七层就好了。从墨西哥到阿根廷，绵延万里，无数楼顶挺立的钢筋仿佛在向税务部门示威，永不完工的建筑俨然成为拉美文化的一部分。
有鉴于此，我觉得拉美国家完全可以开征建筑工地税，保证能让数以亿计的烂尾楼一夜之间全部封顶。同时应该新设一个房屋拆除税配合使用，屋顶钢筋只准建不准拆，混凝土和钢材市场需求爆涨，估计能迅速拉动增长，使经济摆脱低迷状态。
第二个例子是英国的窗户税。十七世纪以来，英国开始按房屋的壁炉多寡方式征收房产税。这种方法虽然科学但十分麻烦，因为壁炉多寡需要税吏入户调查。拒绝交钱的人民群众搬出个堂而皇之的理由，入户调查侵犯隐私和自由。号称“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英格兰，以自由之名批判公权力从来是种狂欢，头痛的英国国王威廉三世不得不妥协。不入户就不入户嘛，我在大街上数窗户总碍不着你吧，于是乎壁炉税变成了窗户税。针对当局的无赖行径，群众采取更无赖的应对方式——拆掉了绝大多数的窗户并用砖砌起来。不少富有艺术细胞的群众还在墙上原来位置画上假窗户，也不知道是为了向眼神不好的路人炫耀自己有钱，还是为了恶心一下税吏，反正和拉美的屋顶相映成趣。
窗户税的代价是惨痛的，室内不流通的空气，让整个十八世纪的英国备受伤寒、霍乱、白喉和肺结核的折磨，因此窗户税被后人评价为“对阳光、空气和健康收钱”。
房子不封顶，牺牲的是市容；房子不开窗户，牺牲的是健康和生活质量。如果说这些方法还算是“智慧”的话，有些行为则纯靠“勇气”。熟悉北京历史的人都了解崇文门税关，那些耳熟能详的小贩们夜里摸黑爬城墙的故事我就不赘述了。对他们来说，人生不是“税收和死亡”而是“税收或死亡”。
可以说，税收创造了人类最扭曲的行为。
“英格兰人一旦瞑目便可不在苦于捐税了，但是身后却留下了他的墓碑税和药剂师账单任他的遗嘱执行人去设法善后，因为药剂师已经付给这个挥霍无度的国家一笔一百英镑的执照税，才换取到签署别人死亡的那个特权。”古今中外对税收的批判都异常尖刻，但批判揭示的本质并不是反对税收本身，而是其背后的信任危机。长期以来，公共部门解决外部性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的共识，在这种背景下，能够提供更多财源的“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的税收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良税。可现实往往事与愿违，济贫法的颁布是英国历史上与窗户税同时期发生的一件大事，作为人类最早的社会保障法案，济贫法的积极意义不言而喻。我们无法计算有多少窗户税的税款转化为财政资金以支持济贫法的推行，但可以想象受惠于济贫法的底层人民恰恰是窗户税带来卫生问题的最大牺牲品。市场使得税收激励作用的影响越来越复杂和显著，税收政策的制定者必须越来越审慎地运用税收工具。税收工具一旦运用不当，其付出的经济与社会成本可能远远超过税收本身带来的收益。
那么以今天标准衡量，何谓良税呢？话题转到本次我重点研究的遗产税上来。作为历史悠久的税种，遗产税在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推行了近百年，从诞生之初，遗产税就从未摆脱过骂名，即使支持者也承认其给中小企业主继承人带来巨大压力，反对者则干脆将其称为对勤劳致富者的残酷剥削、最无耻的海盗行为，打入恶税的行列。历史上，美国国会曾两次通过废止遗产税的法案，但都因总统否决而搁置。每次遗产税的动议一出都会吵得沸反盈天，最后以提高免征额的方式和稀泥而告终。等到了年，美国税收历史上最奇葩的事情发生了，由于参众两院在遗产税改革计划上发生冲突，年的遗产税征收程序被宣布冻结，新的征收政策于年执行。遗产税暂停的效应是可怕的，无数的中等富裕家庭行动起来。一方面，大批家庭用尽一切医疗手段让那些身上插满导管、气若游丝的富豪们的生命从形式上撑到年；另一方面，不少家庭排队预约，许多颤颤巍巍甚至瘫痪在床的老富豪都在盘算，准备明年千里迢迢跑到荷兰接受安乐死。我只能说实在想不到有一天“视死如归”这个词还能用来形容避税行为，若是巴尔扎克再世，其中故事一定能让他再出一部“人间喜剧”系列。就凭这一点，遗产税完全应该被历史永远钉在耻辱柱上。
比起中等富裕阶层的骚动，最富裕阶层往往是坚定支持遗产税的群体，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可以采用创建慈善基金的办法避税。由于慈善基金可以免税，顶级富豪们将财产转入慈善基金，每年只用按照法律规定的最低比例做慈善捐赠，只要基金收益率大于捐赠比率，富豪等于毫无损失。富豪们可以自由指派自己的继承人管理基金，甚至还能享受慈善捐赠带来的额外免税额度，堪称名利双收，何乐而不为？事实令人相当无奈，最富裕阶层不仅交不上遗产税，没准还要发遗产财，在此想借用当今某位网红总统的话感叹一下，“也许这就是人生，有时候是会发生这样的事”。
遗产税收不到最富裕阶层的钱，假如我们以此为前提，却会发现遗产税并非一无是处，反而有些“良税”的影子。遗产税留下了一个看似巨大漏洞的“慈善基金大法”，却巧妙地实现了遗产税的许多目的。在这种税收模式下，最富裕阶层能够几乎无损失的状态体面地保留财富，而不用偷偷转移到加勒比诸岛，同时对社会而言，以保护自身财产目的为驱动的慈善捐赠却是实实在在的一大笔钱，且明显较传统政府救济更有效率。由此不难推测，美国屡屡提高免征额却始终不愿意废止遗产税，是看到了它的改造潜力。
开征一项“收不到钱”的税，无疑是税收的一种全新思路，用税收激励的方式实现再分配目的，绝对称得上利用市场创造正面外部性效应的典范。估计王安石与司马光都想不到，千年后还能有“加赋惠民”的思路存在。
当然，鉴于中国与西方国家巨大的社会经济结构差异，遗产税模式是否适应中国国情还有待研究，不能贸然移植，这可能也是国内迟迟没有出台遗产税方案的原因之一。
只要税收还存在，避税行为还将永远存在下去。对于税收政策的制定者，想要建立起真正的良税，避税问题是避不开的。有时候换种思路，利用避税为社会服务，多让市场参与再分配，也许是种不错的选择。毕竟在维护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这种大命题面前，管理者应当有一种更为开阔的胸襟，一种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
参考文献
《现代英国经济史》；（英）克拉潘；商务印书馆；年
《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德）威廉罗雪尔；商务印书馆；年
《美国经济史》；（美）福克讷；商务印书馆；年
《税收史话》；中国税务学会,张敬群；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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