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摘抄自美国专栏作家安妮·艾波鲍姆所著《古拉格：一部历史》尾声部分。她以本书荣获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本书第一次对古拉格（Gulag）进行了完全纪实性的描述，从它在俄国革命中的起源，到斯大林治下的扩张，再到公开性时代的瓦解。阿普尔鲍姆深刻地再现了劳改营生活的本质并且将其与苏联的宏观历史联系起来。
以下引用维基百科（在此诚挚问候防火长城及其家人）对古拉格的解释（附注：我国已于年12月宣布废除劳教制度，喷子勿扰）：
古拉格（俄语：ГУЛаг）是前苏联政府的一个机构，负责管理全国的劳改营。其俄语全称为“ГлавноеУправлениеИсправительно—ТрудовыхЛагерейиколоний”，简称“ГУЛАГ”，意思为“劳造营管理总局”。根据安妮·艾波鲍姆的著作《古拉格：一部历史》中之叙述，“古拉格”是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分支部门，执行劳改、扣留等职务。这些营房被囚人士中包括不同类型的罪犯，日后成为镇压反对苏联异见人士的工具，被囚禁人士数以百万计。年，“古拉格”一词透过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发表的著作《古拉格群岛》传到西方，“古拉格”一词在西方开始指苏联的劳改营和所有形式的苏联政治迫害。
古拉格主要劳改营分布
以下是本篇摘抄之内容。摘录选取自戴大洪所译，年新星出版社出版后亚马逊Kindle发售的电子书版本。图片来源于网络，图注为本人所写。本书出版于年，作者为由美国人的方向出发，关于冷战期间的部分内容还请审慎看待。
一九九八年初秋，我乘船横渡白海，从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前往索洛韦茨基群岛。这是夏季最后的航行：九月中旬以后，当北极的夜晚开始变长时，船只不再行驶这条航线。对于一群夜航的游客来说，海面的风浪太大，海水过于冰凉。知道这是通航季节的尾声可能平添了些许旅行的快感。或者乘客可能只是因为航行于浩瀚的大海之上而激动。不管由于什么原因，船上的餐厅里欢声笑语热热闹闹。人们不停地祝酒，讲着一个又一个笑话，还为船长热烈鼓掌。被安排与我同桌进餐的是两对来自沿岸某海军基地的中年夫妇，他们似乎打算玩个痛快。索洛韦茨基修道院，在-30年代，这里是索洛韦茨基劳改营的总部，坐落于偏远的索洛韦茨基群岛上。日后古拉格的诸多劳改营皆以其为模板建设。正因为他的独特历史意义，因此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以“群岛”暗喻整个古拉格体系。
起初，我的在场反而给他们增添了欢乐的气氛。在颠簸起伏地行驶于白海之中的渡船上遇见真正的美国人不是天天都有的事，因此，这次奇遇让他们心情愉快。他们想知道我为什么说俄语，我觉得俄罗斯怎么样，它与美国有什么不同。可是，当我告诉他们我正在俄罗斯做的事情时，他们变得不高兴了。
一个美国人，乘坐一艘快乐的游船，游览索洛韦茨基群岛，要去观赏自然风景并且参观美丽古老的修道院—这是一回事。一个美国人，探访索洛韦茨基群岛，要去察看集中营的遗址—这是另外一回事。两位男士之一翻了脸。“你们外国人为什么只对我国历史上的丑恶感兴趣？”他想知道，“为什么要写古拉格？为什么不写一写我们的成就？我们是第一个把人类送入太空的国家！”他所说的“我们”指的是“我们苏联”。苏联已于七年前灭亡，但是他仍然自称为苏联公民而不说自己是俄罗斯公民。
他的妻子也向我开火。“古拉格已经不重要了。”她对我说，“我们现在有别的问题。我们有失业，我们有犯罪。为什么你不写一写我们的现实问题，而要去写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当这一场不愉快的谈话进行时，另一对夫妇保持着沉默，而且那个丈夫始终没有对有关苏联过去的话题发表自己的意见。然而，他的妻子一度表达了赞成的观点。“我理解你为什么想了解劳改营的情况，”她小声说，“了解曾经发生的事情非常有趣。我希望知道更多的事情。”
后来在俄罗斯各地旅行时，我一次又一次地遇见对我的课题表现出来的这四种态度。“那不关你的事”和“那不重要”是人们普遍做出的反应。沉默—或者不发表意见，例如，以耸耸肩膀来表示—可能是最常见的反应。但也有人明白了解过去为什么重要，而且他们希望能够更容易地了解到更多。
实际上，在当代俄罗斯，通过一定的努力，人们可以知道许多过去的事情。不是所有苏联档案都不对外开放，不是所有俄罗斯历史学家都只想着其他事情：本书本身就证明了如今可以利用的信息非常丰富。
白海运河是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运河于年开通，连接白海与波罗的海。修建这条运河动用了12万6千名强制劳工，历时20个月提前完工。根据本书作者估计，共有2.5万囚犯因这一工程而死亡。
在苏联以前的某些加盟共和国和卫星国，古拉格的故事也已成为公开辩论的一部分内容。在一些国家，通常是那些只记得自己是恐怖镇压的受害者而不记得自己也是恐怖镇压的实施者的国家，纪念和辩论引人瞩目。立陶宛将维尔纽斯的前克格勃总部改成了一个种族灭绝受害者博物馆。拉脱维亚把过去为拉脱维亚的“红军神枪手”建造的一个旧苏联博物馆改成了拉脱维亚占领时期博物馆。
二○○二年二月，我出席了匈牙利一个新博物馆的开馆仪式，博物馆所在的建筑物一九四○至一九四五年间是匈牙利法西斯运动的总部，一九四五至一九五六年间是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总部。在博物馆的第一展厅，一排电视屏幕从一面墙上播放着法西斯的宣传片，另一排电视屏幕从另一面墙上播放着共产党的宣传片。播放效果正如预期，直截了当而且令人激动。博物馆的其余部分延续着这种风格。利用照片、录音、录像资料而极少使用文字，博物馆的主办者以不作辩解忏悔的方式把展览对准了那些年纪太轻以致不可能记得这两种政权的人。
对比之下，在白俄罗斯，没有任何形式的纪念已经成为政治上的一个争议焦点：二○○二年夏天，独断专行的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卡仍然坚持宣布他的计划，修建一条穿过首都明斯克附近一九三七年大规模屠杀发生地的高速公路。他这个冠冕堂皇的计划刺激了反对派，从而引起一场更加激烈的关于历史的辩论。
在俄罗斯的全国各地，也有一些非正式、半官方和民间的纪念碑，它们由各种各样的个人和团体所竖立。莫斯科的纪念协会总部包括一个口述和书面回忆录档案馆，还有一个小型博物馆，除了别的藏品之外，它收藏了一批珍贵的囚犯艺术品。同样位于莫斯科的安德烈·萨哈罗夫博物馆也举办与斯大林时代有关的陈列和展览。在许多城市—莫斯科、圣彼得堡、托木斯克、基辅、彼得罗扎沃茨克—的郊区，纪念协会的地方分会和其他组织在万人坑原址以及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年的大规模屠杀发生地竖起纪念碑作为标志。
人们还进行了一些更大的努力。沃尔库塔劳改营的立陶宛、波兰和日耳曼受害者在环绕着沃尔库塔的煤矿圈子—过去每个煤矿是一个营站—星罗棋布地竖起了十字架、雕像以及其他形式的纪念碑。马加丹的地方历史博物馆包括几个专门用于展览古拉格历史的展厅，其中陈列着一个劳改营的岗楼；在俯瞰着城市的山顶上，俄罗斯的一位著名雕塑家为科雷马的死难者建造了一座纪念碑，纪念碑的特点是，它以各种符号象征死难者所践行的诸多信仰。
谷歌地球中的沃尔库塔劳改营其中一个营站。这座臭名昭著的劳改营成为了日后流行文化中古拉格的一个象征（例如《使命召唤7》）。
一间隐藏在索洛韦茨基修道院墙体内的密室现在是一个博物馆，它陈列着囚犯的信件、照片和零星档案；人们在博物馆外面栽种了一条纪念索洛韦茨基死难者的树廊。在科米共和国首都瑟克特夫卡尔的市中心，地方领导人和纪念协会当地分会建造了一座小教堂。教堂里面列着一些囚犯的名字，他们经过精心挑选，以表明古拉格的囚犯包括许多国家和民族的人：立陶宛人，朝鲜人，犹太人，中国人，格鲁吉亚人，西班牙人。
从彼得罗扎沃茨克向北行驶几小时路程，桑多尔莫赫村外竖立着另一种特殊的纪念碑。或许“纪念碑”在这里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词汇。尽管有一个纪念牌匾和几个由波兰人、日耳曼人以及另外一些人所安放的石头十字架，桑多尔莫赫村—来自索洛韦茨基群岛的囚犯一九三七年在这里被枪杀，其中包括帕维尔·弗洛连斯基神父—最令人难忘的却是它那些手工制作的可移动的奇特十字架和个人纪念碑。因为没有记录说明哪个人埋在哪个地方，所以每个家庭随机挑选一具特定的遗骸进行纪念。受害者的亲属将他们早已遇难的亲人的照片贴在木桩上面，有些人还在木桩的侧面刻上墓志铭。在杀戮之地成长起来的松林里，摆满了缎带、塑料花以及其他祭奠用品。
在我去瞻仰的那个阳光灿烂的八月天—那天是屠杀周年纪念日，有一个来自圣彼得堡的亲友团—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士站起身来与她的父母说话，他们在她七岁时遭到枪杀，然后都被埋葬在这里。她用了毕生时间终于得以瞻仰他们的墓地。
另一个较大的纪念项目出现在彼尔姆城外。在彼尔姆三十六号劳改营—曾经是斯大林时代的一个劳改营营站，后来在七八十年代成为管制最严厉的政治犯劳改营之一—的遗址上，当地的一批历史学家按照原样建起了一个博物馆，这是唯一一个设在前劳改营营房里的博物馆。根据他们掌握的资料，这些历史学家重现了这个劳改营，营房、高墙、带刺铁丝网围栏以及所有的一切。他们甚至利用劳改营生锈废弃的设备开展小规模的采伐业务以承担这个项目的费用。尽管他们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多少支持，但却引起了西欧和美国资金的兴趣。
如今，他们雄心勃勃地希望复原二十五幢建筑物，利用其中四幢开办一个更大的镇压历史博物馆。然而，在俄罗斯这个习惯了雄伟的战争纪念碑和隆重的大型国家葬礼的国度，这些地方性的努力和来自民间的倡议似乎显得单薄、凌乱而且不尽完善。大多数俄罗斯人甚至可能对它们一无所知。因此也难怪：苏联解体十年之后，俄罗斯—这个继承了苏联的外交关系和对外政策、苏联的大使馆、苏联的债务及其联合国席位的国家—继续装作仿佛它与苏联的历史毫无关系一样。俄罗斯没有专门的镇压历史博物馆，也没有一个表明官方承认镇压的受害者及其家人苦难经历的国家悼念场所—一座纪念碑。整个八十年代，设计这样一座纪念碑的竞争一直在进行，但是最后毫无结果。纪念协会只是成功地从索洛韦茨基群岛—古拉格的发源地—拉来一块大石头安放在卢比扬卡对面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中央。
文中所述捷尔任斯基广场的纪念碑。对面的卢比扬卡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的总部，后成为克格勃总部。而卢比扬卡监狱也是苏联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政治犯监狱。值得一提的是，该监狱最后一位犯人便是年在苏联领空被击落的U-2侦察机驾驶员鲍尔斯。
不过，比缺少纪念碑更值得注意的是缺少公众的关心。曾几何时，由戈尔巴乔夫时代的广泛讨论所唤起的巨大兴趣和激情似乎与苏联本身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的辩论同样突然鸦雀无声。尽管八十年代末期曾有许多人谈论过，但是俄罗斯政府从来没有调查或者审判过酷刑或大屠杀的实施者，即使是那些可以查证的人。九十年代初期，屠杀波兰军官的卡廷惨案的刽子手之一仍然活着。在他死亡之前，克格勃与他进行过一次面谈，要求他—从技术角度—说明屠杀是如何实施的。作为一种友好的姿态，俄方交给波兰驻莫斯科文化参赞一盘谈话的录音带。在莫斯科，在华沙，或者在其他任何地方，从来没有人提出这个人应当受到审判。
卡廷惨案。-年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波兰卡廷森林秘密处决了大约2.2万名波兰士兵、军官、知识分子等人。由于二战时期的政治原因，该惨案被推卸为纳粹德国于年所为，直至苏联解体后相关档案得以公开。
当然，审判不一定是清算过去的最佳方法，的确可能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那一年，西德将八万五千名纳粹分子送上法庭，但是只有不到七千人被定了罪。法庭出了名地腐败堕落，而且很容易被个人的猜忌纠纷所支配。纽伦堡审判本身是一个“‘胜利者’的正义”的实例，它毁于可疑的合法性和标新立异，尤其是苏联法官的出现，他们十分清楚自己一方也对大规模屠杀负有责任。不过，除了审判之外，还有别的方法可以公开清算过去的罪行。
例如，有南非所采用的那种真相委员会的方法，该委员会允许受害者在一个正式、公开的场合讲述他们的遭遇，从而使过去的罪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有官方调查的方法，例如英国议会下院二○○二年对三十年前发生的北爱尔兰“血腥星期天”大屠杀的调查。有政府调查、政府委员会、公开道歉等方法—可是俄罗斯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选择这些方法。除了没有结果的对共产党的短暂“审判”之外，实际上在俄罗斯，关于苏联时期的谋杀、屠杀或劳改营，没有举行过面向公众的事实真相发布会，没有召开过议会听证会，没有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官方调查。
结果：战争结束半个世纪之后，德国仍然定期就受害者赔偿、对纳粹历史的新解释等问题公开进行争论，甚至争论德国的新一代是否应该继续为纳粹的行为承担罪责。斯大林死去半个世纪之后，相应的争论始终没有在俄罗斯出现，因为回忆过去不是流行的公共话题。
整个九十年代，平反确实一直在飞快地进行。到二○○一年底，俄罗斯大约有四百五十万名政治犯得到平反，国家平反委员会估计还要审查五十万起案件。没有被判刑的受害者—数十万，也许数百万—当然不在平反之列。尽管这个委员会是认真和善意的，尽管它的成员除了官僚之外还有劳改营的幸存者，但是，用英国历史学家凯瑟琳·梅里达尔的话说，没有人因为它而真的相信设立这个委员会的政客完全是出于追求“真相与和解”的动机。他们的目的是结束关于过去的争论，通过给予受害者一些额外补偿和小恩小惠来安抚他们，以避免对斯大林主义的起因或其遗毒进行更加深入的调查。
年匈牙利起义期间被捣毁的斯大林雕像。
对于这种集体沉默有一些可以接受的解释，或者说至少是可以被人谅解的解释。大多数俄罗斯人的确把他们的所有时间都用在应对俄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转型上面了。斯大林时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而且在它结束以后又有许多事情发生。后共产党时代的俄罗斯不是战后的德国，在战后的德国，人们对可怕的暴行记忆犹新。
在二十一世纪初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二十世纪中期所发生的事情就像古代史一样。也许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俄罗斯人还以为他们已经对过去进行了讨论，尽管几乎没有进行。至少，当人们向年纪较大的俄罗斯人询问为什么现在难得提到古拉格的话题时，他们回避了这个问题：“一九九○年我们只能谈论这个，现在我们不再需要谈论它了。”更为复杂的情况是，在许多人的头脑中，有关古拉格和斯大林时代镇压行为的话题与最初发起讨论苏联历史的那些“民主改革人士”混淆不清。由于那一代政治领导人现在被认为是失败的—他们的统治留给人们的记忆是腐败和混乱—因此一切与古拉格有关的话题多少受到连带影响。
但是，万马齐喑还有一些不大能够被人谅解的其他原因。苏联解体的经历对于许多俄罗斯人的自尊心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现在认为，旧制度也许不好—但至少我们是强大的。因此，既然我们不再强大，我们也不想听人说它不好。这让人感到太痛苦，就像谈论死者得的病一样。
俄罗斯平反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更加直截了当地谈到了这个问题。“社会并不关心过去的罪行，”他对我说，“因为那么多人参与其中。”苏维埃制度使其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同流合污受到牵连。尽管自愿参与者不在少数，另外一些体面正派的人们同样被迫做过可怕的事情。他们，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孙辈，现在肯定不愿总是想起那时的情景。
但是，对公共讨论缺失所作的最重要的解释与年轻一代的担忧没有直接关系，与他们的前辈的自卑情结和残余的负罪感也没有直接关系。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是仍然统治着国家—不仅是俄罗斯，而且包括苏联以前的大部分加盟共和国和卫星国—的那些人的权力和威信。二○○一年十二月苏联解体十周年之际，在苏联以前的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中，十三个国家由前共产党人管理着，许多卫星国的情况也一样，其中包括为苏联的劳改营和流放村贡献了数十万囚犯的波兰。即使是在那些实际上不是由共产党的直接意识形态继承人所管理的国家里，也有许多前共产党人及其子女或同路人仍然是知识界、新闻界和实业界的要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是一名前克格勃特工，他得意地自称为“契卡人员”。早些时候，在契卡成立周年纪念日，当时担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特意视察了卢比扬卡的克格勃总部，在那里，他为纪念尤里·安德罗波夫敬献了一块牌匾。
契卡，年捷尔任斯基依照列宁要求建立的秘密警察机关，全称呼是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主要职能还包括逮捕苏联国内的反革命分子，并负责管理监狱、搜查、逮捕、拘禁。年改组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年改组为克格勃。
前共产党人的统治地位与后共产主义社会缺乏对于历史的讨论并非巧合。不客气地说，前共产党人具有某种隐瞒历史的明显嗜好：即使当他们个人与过去的罪行无关时，这也会使他们蒙羞，削弱他们生存的基础，危害他们声称正在进行的“改革”。在匈牙利，更名为社会党的前共产党人强烈反对开设恐怖镇压受害者博物馆。更名为社会民主党的前波兰共产党人在二○○一年通过选举上台以后立即对由其中间偏右的前任所建立的波兰国家纪念协会的预算作了削减。尽管已经有人为俄罗斯不给其成百上千万受害者修建国家纪念碑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辩解，但是，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再次对我作出了最为简单明了的辩解。“将会修建纪念碑，”他说，“在我们—老一代人—全都死了之后。”
这一点很重要：对共产党过去的历史不承认、不忏悔、不讨论像石头一样沉重地压在欧洲许多后共产党国家身上。旧“秘密档案”内容的私下流传不断扰乱着当代的政治生活，至少使一个波兰总理和一个匈牙利总理职位不稳。兄弟般的各国共产党之间过去进行的交易所产生的后果持续影响到现在。
在所有这些国家中，共产党的过去对俄罗斯的压力最大。俄罗斯继承了苏联政权各种额外的实惠—同时继承了苏联庞大的国家机器、它的军事组织以及它的帝国梦想。因此，失忆的政治后果对俄罗斯所造成的损害比对其他前共产党国家大得多。以苏维埃祖国的名义，斯大林把车臣人流放到哈萨克的沙漠地区。一半车臣人死在那里，对于剩余的车臣人，当局也打算让他们与他们的语言文化一起消失在那里。五十年之后，俄罗斯联邦故伎重演，通过两场战争，它荡平了车臣共和国首都格罗兹尼，杀害了数以万计的车臣平民。如果俄罗斯人和俄罗斯的当权者记得—刻骨铭心地记得—斯大林曾对车臣人所做过的事情的话，他们可能不会在九十年代一次又一次入侵车臣共和国。这样做在道德上相当于德国战后入侵波兰西部。几乎没有俄罗斯人这么认为—这本身就证明他们对自己的历史知之甚少。
《使命召唤6》中出现的一座前苏联劳改营
失忆也给俄罗斯文明社会的形成和法治国家的建设造成严重的后果。说白了，只要旧政权的丑行没有受到惩罚，人们就不可能看到善良战胜邪恶。这听起来似乎预示了世界的末日，然而，它并非与政治无关。为了大多数遵守公共秩序的人，警察不一定非得随时抓捕所有罪犯不可，但是他们必须抓捕重要的犯罪分子。没有什么比看到坏人逍遥法外、以赃物为生、公开嘲笑社会更能鼓励不法行为。秘密警察保有他们的公寓、他们的乡间别墅和他们的高额养老金。他们的受害者仍然贫困和卑微。在大多数俄罗斯人看来，你在过去同流合污的程度越严重，你这个人仿佛越聪明。依此类推，你在当今说谎骗人越厉害，你这个人就越聪明。
从某种深层的意义上说，古拉格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仍然残存在新的俄罗斯权贵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中。我曾经偶然听到一次典型的俄罗斯深夜餐桌谈话，它发生在几个莫斯科朋友的聚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参加聚会的两个人—成功的企业家—开始争论起来：俄罗斯的老百姓究竟有多么愚蠢、多么容易上当受骗？同时，我们究竟有多聪明？过去的斯大林时代在人与人之间、在强势的精英阶层与卑贱的“人民的敌人”之间划出的界线继续在俄罗斯新贵对其平民同胞傲慢的蔑视中表现出来。
可悲的是，除了失去受害者之外，对历史不感兴趣的俄罗斯也失去了英雄般的俄罗斯人。那些不管效果如何暗中反抗斯大林的俄罗斯人—苏珊娜·佩乔拉、维克托·布尔加科夫和阿纳托利·日古林那样的学生；古拉格反抗和暴动的领导者；从萨哈罗夫到布科夫斯基再到奥尔洛夫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在俄罗斯应该像参与密谋刺杀希特勒的人的名字在德国那样家喻户晓。俄罗斯幸存者文学—人性战胜苏联集中营可怕环境的故事—极其丰富的内容应当得到更加广泛的阅读、更加充分的了解、更加频繁的引用。如果更多的知道这些英雄和他们的故事，小学生们将会发现，即使是在俄罗斯的苏联时期，除了帝国和军事成就之外，也有一些令人自豪的事情。
索尔仁尼琴，被誉为俄罗斯苏联时代最著名的作家和政治异见者。他本是红军上尉，年因在信件中以“大胡子”指代斯大林而被捕。后来根据自己在劳改营的经历著有《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因赫鲁晓夫的需要得以出版而声名大噪，但赫鲁晓夫倒台后，他的作品开始遭到苏联当局的反对和封杀。年他写成著名的揭露古拉格的巨著《古拉格群岛》，次年被波罗日涅夫政府以叛国罪驱逐出境。
对过去无动于衷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没有进行司法和监狱制度的改革。一九九八年，我参观了阿尔汉格尔斯克市的中心监狱。阿尔汉格尔斯克曾经是古拉格的重镇之一，它坐落在通往索洛韦茨基、科特拉斯、卡尔戈波尔以及其他北方劳改营联合体的交通要道上。
这座始建于斯大林时代以前的城市监狱从那以后似乎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我与加琳娜·杜金娜一起进入监狱，她可以称得上是后苏联时代真正稀有的人士，一位囚犯权利的倡导者。当我们由一名沉默的看守陪同走在这幢石头建筑的走廊里时，我们仿佛退回到过去。走廊狭窄而阴暗，两边的墙壁潮湿粘滑。当看守打开一间男牢房的牢门时，我瞥见舒展地躺在铺位上的赤裸身体，上面刺着文身。看到那些男人没穿衣服，看守迅速把门关上，让他们收拾一下自己。牢门再次打开以后，我走了进去，看见大约二十个男人站成一排，很不高兴受到打扰。他们咕咕哝哝地简单回答加林娜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而且大部分人的眼睛死盯着牢房的水泥地面。他们好像正在打牌；看守很快就让我们离开了。
我们在女牢房里待的时间长一些。牢房的墙角有一个抽水马桶。除此之外，牢房里的状况可以直接按照一部三十年代回忆录的内容进行描述。女犯的内衣挂在一根沿天花板系着的绳子上；空气混浊而潮湿，非常热，还有浓重的气味，那是人出的汗、变质的食物、湿气以及人的粪便的气味。同样半裸的女囚犯坐在牢房里的铺位上，劈头盖脸地骂起了那个看守，大声地提着要求，发泄着不满。我仿佛走进了一九三八年关押奥尔嘉·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的那间牢房。我再次重复她的描述：
拱形的墙壁渗着水。两边是躺满了人的低矮通铺，中间只留了一条狭窄的过道。各式各样的破衣烂衫晾在头顶的绳子上。空气混浊，带着劣质烟草的恶臭气味，还有大声的争吵、喊叫和哭泣。
在隔壁的少年犯牢房里，囚犯人数少一些，但是，他们的表情更加悲伤。加琳娜把一块手帕递给一个正在哭泣的十五岁女孩，这个女孩被指控偷了相当于十美元的卢布。“现在，”加琳娜说，“你要坚持复习代数，很快你就会从这里出去。”或许她希望如此：加琳娜遇见过许多未经审判而被囚禁了几个月的人，这个女孩在监狱里才刚刚待了一个星期。
曾被用于押解古拉格囚犯的列车，许多人便死在运输途中。在30年代，古拉格当局也会利用劳改营中的刑事罪犯团伙对政治犯和“人民的敌人的子女”进行迫害，许多人死于殴打、轮奸。
随后，我们与监狱负责人进行了交谈，当我们问到少年犯牢房的那个女孩时，当我们问到被打入死牢多年仍然坚称自己无辜的那名囚犯时，当我们问到监狱里污浊的空气和恶劣的卫生状况时，这位负责人耸了耸肩。他说，这些问题都涉及钱，钱根本不够用。监狱看守收入很低。电费不断上涨，这解释了走廊的阴暗。没有钱可以用于维修，没有钱供检察官、法官或审判使用。囚犯只能等着机会，直到拨款进来。
我不相信。钱是个问题，但不是全部问题。如果俄罗斯监狱的状况看上去跟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的回忆录所描述的一样，如果俄罗斯的法庭和犯罪调查只是摆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苏联遗留下来的东西并没有像一种耻辱那样使掌控着俄罗斯刑事司法体系的那些人产生道德负疚感。历史并没有像鬼魂一样困扰俄罗斯的秘密警察、法官、政客或实业界的精英。不过，在当代俄罗斯，几乎没有人认为历史是一种责任或义务，它根本不是。历史是一场应当忘掉的噩梦，或者是一种应当无视的流言。像一个巨大的没有打开的潘多拉盒子，它静候着下一代人。
当然，不像不了解过去与他们的生活方式之间具有那么密切的关系，我们在西方对于苏联和中欧所发生的那些事情的重要性缺乏了解与我们的生活方式并没有特别深刻的关系。我们对在大学里少数“古拉格否认者”的容忍并不会破坏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毕竟，冷战已经结束，没有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政治力量留在西方的共产党内。然而，如果我们不开始没法努力记住这些事情的话，我们也将自食其果。至少，我们对目前正在前苏联地区发生的事情的理解将会继续因我们对于历史的误解而扭曲。
另外，如果我们真正了解了斯大林对车臣人所做过的事情，如果我们发觉这些事情是对车臣民族所犯下的可怕罪行，那么，不仅弗拉基米尔·普京现在不可能对他们再做同样的事情，而且我们也不可能泰然处之袖手旁观。苏联解体并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那样将西方的力量调动起来。当纳粹德国终于崩溃时，其余西方国家创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为的是永远防止德国再次脱离文明的“正常状态”。
对比之下，直到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西方国家并没有认真地开始重新考虑他们在后冷战时期的安全政策，而且，除了把俄罗斯带回西方文明世界的需要之外，当时也没有其他更大的动力。但是最终，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还不是最为严重的后果。因为，如果我们忘掉古拉格的话，那么，迟早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同样难以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
一座位于科雷马地区的劳改营旧址。这批位于远东的劳改营为苏联挖掘用于出口的黄金。
毕竟，我们为什么进行冷战？那是因为狂热的右翼政客与军工企业集团和中央情报局合谋捏造出来整件事情从而迫使两代美国人和西欧人随波逐流吗？或者是因为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事情吗？混乱已经普遍出现。二○○二年，发表在英国保守的《旁观者》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认为，冷战是“历来最没有必要的对抗之一”。美国作家戈尔·维达尔也把冷战称为“创下五万亿美元债务的愚蠢的四十年战争”。
我们已经渐渐忘记是什么动员了我们，是什么激励了我们，是什么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将“西方”文明世界团结起来：我们已经渐渐忘记那是我们一直与之斗争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去更加努力地记住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记住二十世纪另一种极权主义政权的历史的话，最终，我们这些西方人将会无法理解我们的过去，我们将不明白我们的世界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而且不仅是我们自己的特点消失了。因为，如果我们永远忘记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我们所了解的关于人类自身的某些东西也将失真变形。二十世纪的每一次大规模悲剧性事件都独具特色：古拉格，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革命，波黑战争，其他还有许多许多。
这些事件都有各自不同的历史、哲学和文化根源，每一次均产生于决不会重复的特定的局部环境。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表现—而且还将继续表现—的只是我们贬低、毁灭自己的同类并且将其非人化的能力：我们把邻国变成“敌人”；我们把对手贬为虱子、臭虫或毒草；我们一再把受到我们侵害的人说成劣等、次要或邪恶的人，只配监禁、驱逐或处死。
我们对不同社会如何把邻居和同胞从人变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们就对导致每一次大规模迫害和大规模屠杀的特定环境了解得越充分，对我们自身的人性阴暗面洞察得越透彻。写作本书并不像陈词滥调常说的那样，“为的是使这种事情不再发生。”写作本书是因为，几乎可以肯定，这种事情还会再次发生。极权主义哲学曾经对成百上千万人产生过—而且还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正如汉娜·阿伦特所曾指出的那样，消灭“目标敌人”仍然是许多独裁政府的主要目的。
我们需要知道这是为什么—因此，关于古拉格历史的每一个故事、每一部回忆录、每一份文件都是这个谜题的一部分，都是对它的一种解释。没有它们，终有一天我们将在醒来之后发现，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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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史洞见
本期编辑：李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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